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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for Hong Kong 香港需要梁振英(非官方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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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鄧小平: 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複製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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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8-23 11:36:23 |顯示全部樓層

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日期:1984-10-22

  我覺得現在我們的中央是個成熟的中央,各種問題都處理得比較妥善,有條不紊。現在外國報刊都是講我在裏邊起了什麼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點,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別的同志做的。比如《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前天中央委員會透過這個決定的時候我講了幾句話,我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麼個評價。這兩天國內外對這個決定反應很強烈,都說是有歷史意義的。這個文件,我沒有寫一個字,沒有改一個字,但確實很好。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所以,不要宣揚我起的作用有什麼特別了不起,因為宣揚過分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說,鄧某人不在了政策要變。現在國際上就擔心這個問題嘛。  我們要向世界說明,我們現在制定的這些方針、政策、戰略,誰也變不了。為什麼?因為實踐證明現在的政策是正確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確實好起來了,國家興旺發達起來了,國際信譽高起來了,這是最大的事情。改變現在的政策,國家要受損失,人民要受損失,人民不會贊成,首先是八億農民不會贊成。農村政策一變,他們的生活水平馬上就會降低。現在農村還有幾千萬人溫飽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不過也比過去好多了。畢竟全國絕大多數地方好起來了,國家可以騰出手來幫助少數貧困地方發展起來。中央對此已有部署。不僅是國家,還有那些好起來了的地方也可以幫助,問題不難解決。所以,從我們自己的實踐看,不但我們這一代不能變,下一代,下幾代,都不能變,變不了。
  最近時期,我總跟外賓談變不了,我們現行政策的連續性是可靠的。不過,他們還不大相信。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是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儘量少做工作。它的好處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幾歲。第二,讓年輕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們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過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體還是好的,那樣我就完成任務了。現在看來還得做點事。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擊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兩件事:一件是進一步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2],還有一件是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其他事都是別人做的。
  “一國兩制”是從中國的實際提出的,中國面臨一個香港問題,一個台灣問題。解決問題只有兩個方式:一個是談判方式,一個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總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問題就要中國和英國,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麼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來說,用社會主義去改變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國兩制”。
  兩年前撒切爾夫人來談,當時她堅持歷史上的條約按國際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後英國要繼續管理香港。我跟她說,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中國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個香港。至於用什麼方式收回,我們決定談判。我說談判要兩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遲於兩年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到時候中國要正式宣佈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結果真的是談了兩年。開始她提出談判的題目就是一個歸屬問題。我說是三個問題:第一個是主權問題,總要雙方就香港歸還中國達成協議;第二個是一九九七年我們恢復行使主權之後怎麼樣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實行什麼樣的制度的問題;第三個是十五年過渡期間的安排問題,也就是怎樣為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創造條件。她同意談這些問題。兩年談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是拖在歸屬和主權問題上,她沒有讓。當時我還跟她說,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期間香港發生意外的事情,發生動亂,中英雙方根本談不攏,中國將重新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所以,解決香港問題,我們的調子就是那時定下來的,以後實際上就是按這個調子走的。
  香港問題為什麼能夠談成呢?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我們是講信用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粉碎“四人幫”以後,主要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五年多的時間確實發生了非常好的變化。我們國家的形象變了,國內的人民看清了這一點,國際上也看清了這一點。我們可以自豪,當然自豪同驕傲是兩回事,驕傲不得,說大話也不行,畢竟我們還落後。但是,我們確實很有希望,從香港問題的解決就反映出來了。當然,香港問題能夠解決好,還是由於“一國兩制”的根本方針或者說戰略搞對了,也是中英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香港問題的解決會直接影響到台灣問題。解決台灣問題要花時間,太急了不行。現在我們的方針還是以國民黨當政者為談判的對手。這一點,台灣的人有一種反映,說我們不重視台灣人民。最近國務院總理在國慶招待會上的講話中,在“台灣當局”後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這是我加的。就是說,台灣問題接觸面要寬,除了以國民黨當局、以蔣經國為對手外,要廣泛開展工作面。我們過去做了一些,現在更要有計劃地安排。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這個我們看準了。兩三年來,我們一直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批評他把台灣當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美國也有一部分人贊成台灣和我們統一,但不佔主導地位。卡特在位的時候,承諾從台灣撤軍,同時又透過了一個《與台灣關係法》[3],這個《與台灣關係法》就是干涉中國內政。所以,一個台灣方面的工作,一個美國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時間。
  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美國應該是能夠接受的,台灣也應該是能夠接受的。蔣經國提出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現實嗎?你那個“三民主義”在中國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搞成了什麼樣子?“中國人站起來了”,是什麼時候站起來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國人站起來的,不是蔣介石,而是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一國兩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這不很好嗎?最近一個外國人問我,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是不是同對香港的一樣?我說更寬。所謂更寬,就是除了解決香港問題的這些政策可以用於台灣以外,還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如果台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我跟外賓談話時還提出: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一國兩制”,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但是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好多國際爭端,解決不好會成為爆發點。我說是不是有些可以採取“一國兩制”的辦法,有些還可以用“共同開發”的辦法。“共同開發”的設想,最早也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我們有個釣魚島問題,還有個南沙群島問題。我訪問日本的時候,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們提出釣魚島問題,我當時答覆說,這個問題我們同日本有爭議,釣魚島日本叫尖閣列島,名字就不同。這個問題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許下一代人比我們更聰明些,會找到實際解決的辦法。當時我腦子裏在考慮,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不涉及兩國的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輪談判。南沙群島,歷來世界地圖是劃到中國的,屬中國,現在除台灣佔了一個島以外,菲律賓佔了幾個島,越南佔了幾個島,馬來西亞佔了幾個島。將來怎麼辦?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世界上這類的國際爭端還不少。我們中國人是主張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什麼樣的和平方式?“一國兩制”,“共同開發”。同我談話的外賓,都說這是一個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再講講國內問題吧。我開頭就講了,現在我們的中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進行工作。整個的形勢很好,《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不是說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更加鞏固嗎?確實是這樣。想想我們黨的整個歷史時期,有多少時間有這麼好的政治局勢?我在同外國人談話時,講了一句大膽的話:現在看翻兩番[4]肯定能夠實現。這個話,我們過去是不敢講的,只是講翻兩番有可能實現,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氣。經過四年的時間,“六五”計劃的主要生產指標三年完成,今年的計劃也將超額完成。過去說,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長速度能夠達到百分之六點五,二十年平均增長速度能夠達到百分之七點二,翻兩番的目標就能夠實現。看來我們前十年的勢頭可能超過百分之七點二,因為前三年已經接近百分之八了。
  翻兩番的意義很大。這意味著到本世紀末,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從總量說,就居於世界前列了。這一萬億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們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國力上,就是較強的國家。因為到那時,如果拿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來搞國防,就是一百億,要改善一點裝備容易得很。據說蘇聯是百分之二十的國民生產總值用於國防,為什麼他翻不起身來,就是負擔太沉重。一百億美元能夠辦很多事情,如果用於科學教育,就可以開辦好多大學,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來辦了。智力投資應該絕不止百分之一。現在我們是捉襟見肘,要增加一點教育經費、科研經費,困難得很。至於人民生活,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比現在要好得多。去年我到蘇州,蘇州地區的工農業年總產值已經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一下蘇州的生活水平。在蘇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蘇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樂於當地的生活;第二,每個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中小學教育普及了,自己拿錢辦教育;第四,人民不但吃穿問題解決了,用的問題,什麼電視機,新的幾大件,很多人也都解決了;第五,人們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變化,什麼違法亂紀、犯罪行為大大減少。還有別的,我也記不清了。這幾條就了不起呀!現在我們還要不斷地打擊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時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質是基礎,人民的物質生活好起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會有大變化。我們對刑事犯罪活動的打擊是必要的,今後還要繼續打擊下去,但是只靠打擊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兩番、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當然我們總還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遠不能少的。但經濟發展是個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實現了翻兩番,那時會是個什麼樣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團結是肯定的。國家的力量真正是強大起來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也會大大不同了。所以要埋頭苦幹,艱苦奮鬥。從現在到二○○○年,還有十六年,好好地幹,一心一意地幹。
  翻兩番還有個重要意義,就是這是一個新的起點。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就可以接近經濟發達國家的水平。不是說制度,是說生產、生活水平。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要達到這個新的目標,離開對外開放政策不可能。現在我國的對外貿易額是四百多億美元吧?這麼一點進出口,就能實現翻兩番呀?我國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的時候,我們的產品怎麼辦?統統在國內銷?什麼都自己造?還不是要從外面買進來一批,自己的賣出去一批?所以說,沒有對外開放政策這一著,翻兩番困難,翻兩番之後再前進更困難。外國人擔心我們的開放政策會變,我說不會變。我說我們的奮鬥目標,本世紀末這是一個階段,還有第二個目標,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達到,打慢一點,算五十年吧,五十年離不開開放政策。因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後,明朝逐漸衰落。以後清朝康乾時代[5],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是對外開放的,不過那時只能是對蘇聯東歐開放。以後關起門來,成就也有一些,總的說來沒有多大發展。當然這有內外許多因素,包括我們的錯誤。歷史經驗教訓說明,不開放不行。開放傷害不了我們。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鑽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國家富強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斷提高,這有什麼壞處!在本世紀內最後的十六年,無論怎麼樣開放,公有制經濟始終還是主體。同外國人合資經營,也有一半是社會主義的。合資經營的實際收益,大半是我們拿過來。不要怕,得益處的大頭是國家,是人民,不會是資本主義。還有的事情用不著急於解決。前些時候那個僱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6],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不是說四個堅持嗎?這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否則是“四人幫”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解放思想,我們老同志有這個任務。這次的好處是,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個委員會的同志都贊成這個文件,看到了現在發佈這個綱領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是個好的文件。
  這個文件一共十條,最重要的是第九條,當然其他各條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條,概括地說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八個字,事情成敗的關鍵就是能不能發現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說具體點,現在有些五十多歲的同志很不錯,但五十幾歲的人再過十年就六十幾歲了,所以要大膽起用中青年幹部。特別是陳雲同志講要甄選三四十歲的年輕人,這個意見很好。這些年輕人甄選上來以後,可以幹得久一些。他們現在經驗不夠,過兩年經驗就夠了;現在不稱職,過兩年就可能稱職了。他們腦筋比較活。整黨明年就要推進到基層,到各單位各企業,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就看我們能夠不能夠發現一批年輕人。因為到了本世紀末,現在三十歲的,那時是四十幾;現在四十歲的,那時也才五十幾。我們老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要多顧多問。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要說服老一點的同志把位子騰出來,要不然年輕幹部沒有位子呀。整個形勢是安定團結的,要說疙瘩比較多的,解決得不夠好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其他方面出這個那個毛病不要緊,但是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將來要出大問題,要犯大錯誤。請年紀大一些的同志騰出位子來不容易呀,但是這件事我們必須辦,這條路我們必須走。兩年前我就說過,我希望帶頭退休。顧問委員會一成立,我就說這是過渡形式,歸根到底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為位子就那麼多,還要精兵簡政,老的不騰出位子,年輕的上不了,事業怎麼能興旺發達。這一點,也要學發達國家,有些第三世界國家解決得也比較好。最近我聽人講,好多國家大部分部長是三十幾歲,也有歲數大一些的,但比較少。總理歲數可能比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歲。我們剛進城的時候是年輕的,我是四十五歲,好多同志比我還年輕一些。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當中央秘書長時二十三歲,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總之,甄選年輕幹部是我們顧問委員會的一個重要責任。

  註 釋:
  [1] 指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決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它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指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決定,是指導中國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全會還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
  [2]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關於進一步開放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的建議。這十四個沿海城市是: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
  [3] 《與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總統卡特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簽署生效的一項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時美國政府宣佈與台灣斷交、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出美國軍隊。一月二十六日卡特總統提出《與台灣關係法》議案,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分別於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過。《與台灣關係法》聲稱:“美國作出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決定是以台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種期望為基礎的;凡是企圖以和平以外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的努力,都將會威脅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並提出要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使之“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這個法案繼續將台灣當作“國家”對待,違反了中美兩國建交時雙方同意的原則以及美方的承諾,是對中國內政的公然干涉。
  [4]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確定中國經濟建設翻兩番的總目標時,是用工農業總產值計算的。由於國際上通常使用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生產總成果,為了更準確地反映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從一九八五年起,中共中央在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主要奮鬥目標時,開始正式用國民生產總值計算。
  [5] 康指清朝第二代皇帝愛新覺羅·玄燁的年號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乾指第四代皇帝愛新覺羅·弘曆的年號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清朝初年,因鄭成功等在東南沿海領導反清武裝鬥爭,清政府厲行海禁,嚴禁人民出海,嚴格限制對外貿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統一台灣後,才允許商民造船出海,並於一六八五年指定澳門(後改廣州)、漳州、寧波等地為對外通商口岸,允許外商來華貿易。後因西方殖民者在中國境內進行非法活動,而日趨保守的清政府僅從消極方面採取防範措施,於一七五七年關閉廣州以外各沿海口岸,並制定了許多限制外商來華貿易的禁例,繼續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前。
  [6] 這裡指安徽省蕪湖市的一家個體戶,他僱工經營,製作和銷售瓜子,稱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來源:《鄧小平文選》、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日報、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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